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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20日 06:26 来源：东莞时间网-东莞日报
元宵节过后的郁南，春寒料峭。
这是中国沙糖桔第一县、中国无核黄皮之乡。农历正月二十日，连滩民间艺术节如期上演，由于农民收入连年增加，今年的喜庆氛围尤其浓厚——对郁南人而言，似乎过了此节春节才算过完。
数据显示，2010年，郁南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同比增长10.2%；2011年1至10月全县实现GDP增长14.7%。持续的经济增长，肇始于2009年开启的农村金融改革。
当郁南于2009年开始打造全国首个县级征信中心、并建成“拿信用换钱”的信用村模式时，人们很难料到这将给郁南带来的改变。如今三年过去，信用建设的力量渐显——农村信贷快速增长，金融机构利润大幅提高，郁南的社会风貌也在迅速变化。
和以农村人口居多的郁南不同，东莞是一个工业城市，但相同的是，东莞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规范市场。在郁南这个鲜活的样本面前，东莞将得到怎样的启示？
“信用村”的评定实践
和农村信贷机构类似，郁南对农户的信用评定包括资产、社会地位等内容，不同的是，勿坦村评级掺入了专门的激励型加分项，囊括了农村各项社会管理
郁南县桂圩镇勿坦村村民于冬梅，迄今还记着当初听说“信用村”的怀疑：“可以依靠信用评级无抵押无担保进行贷款，鬼才相信咧。”
在农村地区，由于没有得到银行认可的抵押和担任。在此之前，家贫的她四处找人担保，好不容易从当地的农信社贷到几千元，但这笔钱对于想要扩大沙糖桔种植规模的她来说远远不够。
类似的“贷款难”问题普遍出现在郁南农民身上。郁南是较为偏远和贫困的山区地方，该县52万人口当中有80%为农民，但由于金融资源在郁南利用不充分，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金融机构“难放贷”成为制约该县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
2008年，整个郁南的存贷比为36%，均低于云浮的41%、广东的60%和全国66%。对于此时从东莞市茶山镇镇长一职交流至云浮市郁南县任县委书记的金融学博士黄志豪而言，这个难题首先横亘在他面前。
2009年初，云浮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书记汪洋视察云浮时的指示精神，作出建设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总体部署，其中，将率先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这项改革任务落到郁南县。2009年6月，郁南县率先启动以构建现代农村信用体系为重点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以该县的桂圩镇勿坦村为试点，开始创建信用村。作为驻村干部，桂圩镇纪委书记曾竹梅连日连夜在勿坦宣传创建的好处，即村民进行信用评级，不用担保就可按信用等级贷款。这种“拿信用换钱”的方式引来了“于冬梅们”的观望。
根据《郁南县信用村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当地镇政府牵头设立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小组，评定小组成员包括被评定农户所在村(组)的农户代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这意味着，对农户信用的“评判权”也掌握在村民手中。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的专家，暨南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庞素琳曾多次前往郁南调研。在她看来，把评判权交给村民评审团是必须和有效的——如果由县政府来进行信用评级，庞大的农户数量和宽广的农村居住地将制造高额成本，评级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可持续性。
和农村信贷机构类似，郁南对农户的信用评定包括资产、社会地位等内容，不同的是，勿坦村的信用评级掺入了专门的激励型加分项，囊括了农村各项社会管理，总共30分。
开始评级后，于冬梅一直要求家人，多做那些可以加分的行为，比如“尊老爱幼，家庭团结，邻里和睦”，对于可以导致一票否决的“黄、赌、毒”或不良信贷行为，于冬梅要求家人坚决不能碰。
两个月后，信用名单开始公示，有意见的村民可以找评定小组反映，评级结果随时接受村民评议监督。随后，惠及400多户农户的第一批贷款开始发放。于冬梅凭着“优秀”等级贷到了三万元。
信用村试点的成功带来了勿坦模式的燎原，两年间，全县逐步铺开评定信用村。“信用村”模式也产生了双赢的效果，2010年12月，全县储蓄存款比上一年同期增加9.5亿元，是试点前9年平均数的3.5倍，而2009年、2010年郁南各金融机构利润率同比增加了80.36%和65.25%。
“欧美等国建设信用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郁南却在短期内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信用体系，这其中，激励是关键。”庞素琳对郁南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信用能生钱，这是它力量所在。这套信用评价体系是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的，因此农民都愿意跟着政府一起致富。”
被放大的“信用”？
郁南没有停步，无论是信用村还是征信中心，还在不断的扩张之中，更多的人、更多的农村被纳入体系之中，然而这种征信体系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作为偏远的粤西山区的一个贫困县，郁南把“信用建设”的改革推进得井然有序，“郁南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肯定。2011年3月，郁南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经验现场推广会召开，“郁南经验”开始向全省各山区县推广。
庞素琳此时第一次来到郁南，郁南的成绩让她很兴奋。“在诚信普遍缺失的情况下，郁南信用建设的成功给了其他地方很大的信心！”庞素琳说。
在庞素琳看来，郁南的成功得益于其先天条件。首先，郁南是一个富省里的穷县，长期的贫困以及和珠三角富裕地区的对比让当地农民的致富欲望很强烈；其次，郁南人口结构相对单一，80%的人口都是农民，信贷的激励加上政府的宣传，农民很容易被动员起来。
“此外，政策制定者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农民的心理，用信贷作为激励手段，这等于拿信用来换钱，没人不愿意。”庞素琳说。
郁南没有停步，无论是信用村还是征信中心，还在不断的扩张之中，更多的人、更多的农村被纳入体系之中。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无论是征信体系还是信用村评定制度，均只覆盖了农村人口，城市居民尚未被纳入这两个体系。
相对于以“熟人社会”为主的农村，城市里的人口结构更为复杂、流动性更大，进行信用体系建设的难度也更大。对此，陈伟才表示将城市居民纳入征信体系的课题还在研究之中。
然而，这种放在农村的征信体系并非完全没有风险。庞素琳认为，郁南县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体系，只要农户遵纪守法，其信用级别就高，相应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也就高，这是一种放大“信用”内在效率的做法，当所有农户都获得信用贷款后，经济环境不好时，只要有一家农户不还款，就很容易“传染”到大片农户不愿意还款。
这意味着，农民的信用是否和贷到的钱款等值，这个还需评估。
随着信用建设体系的不断推进，一些新的问题开始暴露，例如，当农民致富、小额信贷已不能满足农民需求的时候，信用体系“捆绑”的约束职能还能否发挥作用？一旦不还款的行为被传染、效仿，郁南的信用体系将变得脆弱。
记者在勿坦村采访时了解到，不少农民依靠第一年的贷款扩大种植或养殖规模，成功提高了年收入并按时还款，但为了抵御自然风险需要多元化经营，次年往往需要更大的投资。村民张凤告诉记者，去年种沙糖桔赚了3万块，今年她打算申请5万到10万元的贷款办个土猪养猪场，加快脱贫致富。
庞素琳表示，要保持此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政府还需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农户信用评级要公平合理，不能弄虚作假；第二，设立风险补偿机制，以防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农户不能还款时，金融机构不白白蒙受亏损；第三，银行授信要随着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而持续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庞素琳说。
征信体系的“意外”收获
随着收集的数据和记录越来越多，征信体系开始突破金融范畴，发挥了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仅提升了政府管治效率和社会公共管理水平，还促进了乡村治理
事实上，正当“勿坦模式”信用建设在农村热烈展开之时，一张征信的大网也在郁南县悄然铺开。
2009年6月，全国首个县级征信中心在郁南成立。该征信中心通过人民银行原有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建成郁南县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和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等四大系统，一举覆盖了占全县80%人口数量的农户。
黄志豪认为，创建征信中心目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过去没有联网，不同系统的信用信息像一座座‘孤岛’。现在我们将分散在县法院、工商、税务、卫生、质监等19个部门的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纳入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的结果是，系统内农户的信用记录将会被全方位记录，例如法院提供该农户有无犯罪记录、税务局提供该农户有无漏税记录等等，最终汇集到征信中心，郁南的金融机构有权限直接查询个人的信用记录，这将直接影响到农户的贷款行为。
“征信中心产生了两个预期的效果，一是降低信贷成本，提高信贷效率；二是强化违约约束，增强守信激励。”郁南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陈伟才说。到2011年底， 郁南县的企业和农户的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已收集8900多家企业、个体户3万多条信息数据和全县11.2万农户41.3万人的户籍信息。
随着收集的数据和记录越来越多，征信体系不断完善，其作用开始突破金融范畴，发挥了社会管理的职能——不仅提升了政府管治效率和社会公共管理水平，还促进了乡村治理，净化了民风民俗。
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明显感到了征信中心的“紧箍咒”。当时该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遭拒，追查发现，原来此前身负合同纠纷，被法院判罚的欠款未还。该公司赶紧还款，并将案件执行完毕，才顺利贷到了款。
与此同时，在信用村评定的过程中，各项评定指标由于“捆绑”了社会管理功能，村民为了获得贷款，自然会约束行为。于是，在征信系统自上而下、信用评级自下而上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管理体系应运而生。
“郁南的信用体系是一个设计精良的系统。”庞素琳说，“郁南信用评价体系中把社会管理的相关指标都考虑进去了，农户要提高自身的信用评分，就必须先满足这些社会管理指标。这是郁南创新社会管理与创新金融的关键所在。”
这种“捆绑”形成的社会管理体系使得郁南民风大为好转，黄、赌、毒似乎已然绝迹。2009年，郁南信访总量同比下降35%，2010年再下降42%，如今郁南已是全省社会治安最好县之一，犯罪率仅为3.5人/万人。
“郁南经验”的样本意义
尚在完善细节的《东莞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两年内东莞的每家企业都将有诚信档案，企业不诚信的违法违规行为将被记录在案并适时曝光。
虽然东莞作为一个流动人口量大、企业数量多、企业人员之间流动来往频繁的工业化城市，和郁南存在诸多差异，但“郁南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开春之后，广东省马不停蹄布置了“三打两建”工作，其中就包括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东莞已于去年第17次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东莞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具体方案尚在制定当中。
东莞信用体系建设碰到哪些困难？在今年年初召开的第十二届政协会议上，民建市委会提交了《推动我市信用体系试点区建设，打造金融强市的建议》预案，直陈我市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该预案直言，东莞的信用体系缺乏政府主导。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之间条块分割严重，它们掌握的信用信息大多限于内部使用，没有形成统一的共享平台和机制，导致各种非银行信用信息大量沉淀，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党委政府来统筹不行。”陈伟才告诉记者，郁南建设信用体系之初也碰到了部门间协调的问题，在县委强力统筹下，协调组织各部门签署征信共建共享协议，共同打造信用系统。
在黄志豪看来，“郁南经验”的关键是找准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郁南的原则是：市场能干的，政府只服务不参与；市场能解决，但是解决起来比较难的，政府要主动统筹。农户贷款难的瓶颈在于农户和银行间信息不对称，政府出面统筹各部门的信息，直接降低了银行成本。
考察“郁南经验”，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为农户量身打造的“拿信用换钱”的激励政策，但如果将此项政策移植到东莞，将面临为之一变的市场环境：1-3万元的贷款对于东莞的企业犹如杯水车薪，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如果政策难以产生激励效果的话，东莞可以考虑产用‘负激励’的评级模式，譬如对某些无法满足信用要求的企业进行惩罚。”庞素琳认为，建设信用体系，东莞肯定不能照搬郁南，在整体思路一致的前提下，某些政策需要调整。
庞素琳建议，鉴于错综复杂的企业环境，东莞不妨采用多层信用体系：首先对每个行业进行信用评级、对规模相当的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再把这些子信用系统统筹到更大一个信用体系下。“分行业、分规模建设能够更合理的整合信息，并对不同企业实施相应的激励。”庞素琳说。
最新消息显示，尚在完善细节的《东莞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两年内东莞的每家企业都将有诚信档案，企业不诚信的违法违规行为将被记录在案并适时曝光，通过提高企业失信成本来增强企业信用意识。
负责此项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任新合表示，东莞市相关部门对出台此项方案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一定要出台。方案的整体思路是通过建立企业信用体系，提升东莞企业的信用度。
但东莞也有自己的顾虑，由于周边一些城市尚未出台类似方案，东莞先行一步是否会损害东莞企业的实际利益，需要在实施时灵活把握和处理。“总的目的是在规范企业信息披露的同时，实现维护好东莞企业的正当利益。” 任新合说。
无论如何，《东莞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张弓搭箭，即将发出。有了“郁南经验”珠玉在前，东莞无疑将收获更多的信心。